周末读史丨何平：孙中山的“钱币革命论”与纸币的未来

导读

《IMI财经观察》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平在《中国钱币》杂志“中国传统货币金融文献导读”专栏上先后发表《从传统经典看货币》系列文章，选择重要的传统中国经典货币金融文献，既从历史情景出发，以求“理解之同情”，也与今天的货币与金融理论思考相对接，力戒简单比附，坚持“古今东西立体比较”，以传统中国的货币与金融思想资源，为重建货币与金融理论提供参考。

本文为系列第三十篇，原载于《中国钱币》2022年第4期。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近代中国对于货币问题的思考在新的语境下显示出新的内涵和目标。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作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短暂任职结束后，继续坚持未尽的事业，于 1912 年 12 月提出以“钱币革命论”为旗帜的纯粹单一纸币论。这里就以孙中山先生关于货币问题的代表文献为中心，从治国理念上解读孙中山对于货币问题的定位，分析他所提出的钱币革命论的主要内容以及他对货币问题的思考。从中国自身的古今对比以及当时的中外货币环境来看孙中山单一纸币论的地位和性质。在今天数字货币的纷扰让人们对于货币又产生迷惑的情况下，从货币的历史与逻辑来看纸币的未来。

01

孙中山国家治理的“股份公司论”

孙中山（1866-1925）是近代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孙中山先生对国家观念和国家治理的思考，是我们认识其“钱币革命论”的重要前提。他从走上革命道路起，建立新的美国式共和制国家便成为他的国家认同。孙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义”来贯彻他的建国和治理主张。在三民主义的框架下，他提出了“国家是公司，国民是股东”的民权主义解读。

“第二个是民权主义。在十三年前，国家的大事只有皇帝一个人管，百姓都不能过问。……满清皇帝专制的时候，也是这一样。到了辛亥年推翻清朝皇帝以后，我们才是主人。现在是民国，是以民为主的，国家的大事人人都可以过问。这就是把国家变成大公司，人人都是这个公司内的股东，公司内的无论什么事，大家都有权去管理。这便是民权主义的精义。”（《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的演说》）

 “民国四年，袁世凯自己做皇帝，……民国六年，张勋复辟，……现在是曹锟拿钱买总统做，利用吴佩孚的武力统一中国，……民国成立以来不过十三年，为什么被人拆台，就倒过了两三次呢？就是由于国基不稳固。”如何成就稳固的国基呢？其中之一，就是要像股份公司那样，让国家和公民的关系犹如公司和股东的关系，公民参与公司的管理，从心里支持民国的事业。

那么股东是不是仅仅止步于有权参与管理呢？1924 年 11 月 3 日，他做《在黄埔军官学校的告别演说》时，反思十三年不断失败的沉痛教训，谈及革命者与革命事业的关系，又以股份公司的运作原理为例进行说明[1]。主张革命者像商人建立股份公司一样，拿出自己的本钱贡献于革命，不得求短期的利益和个人的得失。

孙中山从中国革命的思想渊源论及对欧美传入的平等自由思想的误读，国人将欧美的平等自由，误读为个人的平等与自由。他认为“民国十三年来革命不能成功，就是由于平等、自由的思想，冲破了政治团体。”而“革命的始意，本来是为人民在政治上争平等、自由。殊不知所争的是团体和外界的平等、自由，不是个人自己的平等、自由。中国现在革命，都是争个人的平等、自由，不是争团体的平等、自由。所以每次革命，总是失败。”

因此他希望革命者要学习商人入股建立股份公司那样投身革命。商人在股份公司运作中，初始必须勇于牺牲付出本钱，掏出巨大资金入股，并且不得探求短期获利，才能获得股份公司的成功。

“没有本钱，什么生意都不能做。许多革命党不肯牺牲个人的平等、自由，就是没有本钱。他们以为一参加革命，就是为了争自己眼前的平等、自由。商人要分红利，必须有时间问题。以商人的思想简单，尚知道有时间问题，尚知道要等候，难道我们有知识的阶级，尚且不如商人吗？党员在党内不能任意平等、自由，好像股东在公司之内，不能任意收回本钱一样。大家要来参加革命，头一步的方法，就是要学商人拿出大本钱来。”

他的核心思想，就是要黄埔学生、革命者学习股份公司的运作原理，第一要拿出本钱，将团体的平等自由置于个人之上。第二，要求所有的革命者，不得探求短期利益，尽管他未必熟知股票作为所有权凭证无期限的特点，但他要求要懂得时间问题，“知道要等候”。只有这样，革命才可能成功。

孙中山先生是在感受革命不断失败的惨痛经历时，以股份公司的原理解读国家治理的原则。以公司与股东的关系，来解读国家与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的平等对称关系，十分生动易晓。然而，公司的“生存约束”（破产处置的常态机制）与国家永存的治理目标，存在基本理念和原则的差异，前者的治理依凭商学意义上的管理逻辑，后者以社会发展的政治理论为基础。

孙中山不断吸取西方理论，为自己的革命和建国学说构建基础。他以股份公司解读实现民权主义的思想，充分体现了现实主义和工具主义色彩。在思维方式上，是他面对特定现实环境和革命任务的需要，在自身实践和阅读基础上的一种直觉的把握。这个特点，也充分地体现在他关于货币问题的认识上。

02

“钱币革命论”的主旨与货币的总体认识

孙中山关于货币问题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倡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侵略通电》（1912 年，简称“钱币革命论”）、《在桂林学界欢迎会的演说》（1922 年 1 月 22 日）和《建国方略》第 2 章《以用钱为证》（1917-24） 中。其中，时间最早的是“钱币革命论”，即孙中山

提出的单一纯粹纸币的理论。后两份体现了孙中山在革命活动中针对现实问题和构造建国方略时，就货币问题进行的新思考。我们首先来看孙中山的“钱币革命论”，也就是所谓“纸币本位论”。

（一）“钱币革命论”的主旨

民国建立之初，沙皇俄国敌视中华，企图攫取蒙古。而此时从革命党人手中窃取权力的袁世凯政权，软弱无能。孙中山义愤填膺，1912 年 12 月 3 日发表了《倡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侵略通电》（简称“钱币革命论”）[2]，提出以非常之策，以抵抗俄国甘冒大不韪的侵略之举。他的非常之策包括两项。第一，“行钱币革命，以解决财政之困难”。第二，“谋不败之战略，以抗强邻，而保领土”。

在第一项中，他提出了纸币主张，明确指出钱币革命的背景是，“今日我之不能言战者，无过于财政困难，自南北统一后，则谋借外债，以救我金融之恐慌。……不徒借债无成，而俄祸又起，不能不出非常之策以应之也”，将钱币革命论作为解决财政困难的非常之策。

1. 以国家法令实施的单一纸币论。他鉴于中国货币短缺和西方货币形态演进的经验，主张取消金银的货币地位，将其降为一般货物。利用国家法令，实施单一的纸币制度。

“钱币之革命者何？现在金融恐慌，常人皆以为我国今日必较昔日穷乏，其实不然。我之财力如故，出产有加，其所以成此贫困之象者，则钱币之不足也。钱币维何？不过交换之中准，而货财之代表耳。此代表之物，在工商未发达之国，多以金银为之，其在工商已发达之国，财货溢于金银千百万倍，则多以纸票代之矣。然则纸票者将必尽夺金银之用，而为未来之钱币，如金银之夺往昔之布帛刀币之用，而为钱币也。此天然之进化，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今欲以人事速其进行，是谓之革命，此钱币革命之理也。其法维何？即以国家法令所制定纸票为钱币，而悉贬金银为货物。国家收支，市廛交易，悉用纸币，严禁金银，其现作钱币之兑，金银只准向纸币发行局兑换纸币，不准在市面流行。如此则纸币一出，必立得信用，畅销无阻，则财用可通矣。”

孙中山提出，钱币也就是货币，不过是交换的“中准”（价值标准），“货财”的代表。

在不发达国家用金银，发达国家由于生产和经济规模的扩大，金银的存量较之“财货”商品数量差距达到千百万倍，货币形式也改用纸币。从货币形态演进的历史趋势来看，纸币替代金银充当未来的主导货币形态，就像历史上金银替代布帛刀币一样。由于通过人为的快速实施，所以称为“钱币革命”。在以国家法令指定纸币为货币，将金银贬为普通商品的情形下，国家财政收支和市场交易，都只用纸币。金银只能向货币发行局兑换纸币，不得在市场上流通。依靠这种单一的纸币流通制度，便可建立纸币的信用，顺利流通，实现“财用可通”的目标。

2. 区别于金银的纸币价值保证机制。在孙中山看来，尽管金银和纸币都是“百货之代表”，但是它们之间有本质的差异。

“纸币之行用，无论古今中外，初出时甚形利便，久之则生无穷之流弊，必至归天然淘汰而后止。此其原因，则纸币之本质价廉而易制，不比金银之本质价昂而难得。故纸币之代表百货也，其代表之性质一失，则成为空头票，若仍流行于市面，则弊生矣。而金银之代表百货也，其代表之性质虽失，而本质尚有价值，仍可流行市面而无弊。此两物代表百货之功用同，而性质不同，故流行之结果有别。昔人多不知此理，故无从设法防其流弊。”

金银和纸币作为流通手段，都可以完成流通手段的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它们都可以看成是货币的职能存在。但是，本身具有价值的金银即使不充当流通手段的职能，它自身也是具有价值存在的物品，而纸币作为流通手段“百货之代表”的性质一旦消失，就成了“空头票”的废纸。有鉴于此，纸币的发行和保证必须有完备的制度安排。他称，“今我人既明此理，则防弊之法无难。其法当设两机关，一专司纸币之发行，一专司纸币之收毁。”在建立发行局和销毁局两个货币机构的基础上，他详细叙述了货币发行的两个途径。

国家税收驱动的货币发行机制。通过税收和国家债券活动发行纸币，这个机制是以税收款项来担保纸币的价值。同时，以未实现税收款项为条件投放纸币，实际上是以提前支付纸币的时间差来支持财政支出，亦即财政垫支。

“纸币之功用，既为百货之代表，则发行之时，必得代表之货物或人民之担负，而纸币乃生效力。今如国家中央政府，每年赋税应收三万万元，税务处既得预算之命令，即可如数发债券于纸币发行局，该局如数发给纸币，以应国家度支。至期，税务处当将所收三万万元租项之纸币，缴还纸币消毁局，取消债券。如是，发行局于得税务处之债券，如数而发出纸币，此等纸币以有人民之担负，成为有效力之纸币，名之曰‘生币’。及税务处于所收税项如数缴赎债券之纸币，为失效力之纸币，因代表赋税之功用已完，名之曰‘死币’，故当毁之也。如收税之数溢于预算之数，则赢余之纸币效力尚在，可再流转市面无碍也。以上为国家赋税保证所发之纸币。”

这个税收债券货币发行机制是，国家税务部门根据预算确定的税收总额向货币发行局发行债券，货币发行局如数发行纸币来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待到税务局通过税收获得税款之后，将债券同等数额的税款纸币缴还纸币销毁局，取消债券。这样，服务于政府财政活动的一个发行周期便完成了。他以有“人民之担负”之纸币为“生币”，以“如数缴赎债券”为“死币”来区别纸币的有无效力，看到了纸币作为货币符号，其生命力和价值在于其代表的经济活动内容。然而，他的文意表达似未考虑纸张的印制成本和周转使用。

民间市场主体的货币投放渠道。在孙中山看来，民间市场的纸币，都需要通过发行局兑换而出。

“至于供社会通融之纸币，则悉由发行局兑换而出。当纸币之存在发行局，为未生效力之币，必需以金银或货物或产业或人工兑换之，乃生效力。如是，纸币之流于市面，悉有代表他物之功用，货物愈多，则钱币因之而多，虽多亦无流弊。发行局发出纸币而得回代价之货物，其货物交入公仓，由公仓就地发售，或转运他方发售，其代价只收纸币，不得收金银。此种由公仓货物易回之纸币，因代表之货物去其效力，立成为死票，凡死票悉当缴交收毁局毁之。如此循环不息，则市面永无金融恐慌之患，而纸币亦永无流弊之忧，一转移间而全国财源可大活动，不必再借外债矣。”

民间部门的纸币渠道，不妨简单描述为，纸币使用者用货物或产业兑换纸币，发行局又通过货物的发卖收回社会上的纸币，便实现了纸币的投放和回笼，完成了纸币的一次单一流通过程。这个过程，周而复始，市场上就不会出现金融恐慌，银根短缺，而纸币也不存在贬值的风险。然而，这个民间纸币投放机制，在机构设立和活动安排上，将纸币的投放回笼与市场商品流通的活动完全捆绑在一起，面对复杂的经济系统而言，是不现实的。至于他认为由此投放纸币，“一转移间而全国财源可大活动，不必再借外债矣”，则与他借外债实际是借外国的机器和技术的正确认识相背离。须知，借外债的实质，绝不是借入货币符号，而是外债所体现的物质财富或知识技术。

3. 以纸币发行实现财力扩大。孙中山“钱币革命论”的重要宗旨，是通过货币形态从金银向纸币的转换，来便捷地为国家财力的积聚服务。

“如国家遇有非常之需，只由国民代表议决预算表，如数责成国民担任，或增加税额，或论口输捐。命令一出，钱币发行局便可如数发出纸币，以应国家之用，按期由税务局收回纸币，此款便可抵销。若论口捐输，每人二元，全国之数八万万元，若收金银，则必无此数，若收纸票，则必易行。因政府已将所定额先期发出，行用市面，泉源已加多此数，人民或以工取，或以货易，求之市面，必能左右逢源。非如金银之只有此数，一遇减少，必成恐慌，中国人或更埋之地中，外国人必然输之海外。如此，则紧急正需金银之时，而金银因之愈乏，适成穷上加穷，而各国银业奸商遂从而垄断之。人民虽激于义愤，欲报效国家，然如苦无金钱，爱莫能助，徒唤奈何耳！此吾中国现在之境况也。若行钱币革命，以纸币代金银，则国家财政之困难可立纾，而社会之工商事业，亦必一跃千丈。”

孙中山在这里特别分析了利用纸币发行，较之使用金银货币，更加便于支持增税和捐输来维持财政资金新增需求的满足。问题是，这种货币形式的转换，尽管实现了货币供给的增加，但它作为财力的根据却是有赖于民众真实财富和物资的增加。单纯的货币量增加，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由此观之，纸币之行用有方，流弊不生既如彼，而利益之大又如此。况值非常之变，非先解决财政问题，必不能言战。乃有热血之士，徒责政府之无能，而不为设身代想，殊不共谅当局人为难之甚也！当此强邻侵并，实行瓜分之秋，非徒大言壮语所能抵御，非有实力之对待不可。是宜政府与人民同心同德，协力进行钱币革命，以救今日之穷。”他主张政府当速行立法，第一，筹备设立铸币局，发行纸币和辅币。第二，筹备设立公仓工厂，以便人民以货换币，或以工换币。第三，筹备设立纸币收毁局。而且在人民当一面遍国设立“救穷会”，鼓吹其道，来帮助政府实行钱币革命。他乐观地预期，“此事成功之后，金银既贬为货物，则金银之出口毫无影响于经济界。因我不以此物为钱币，纵全国无金银，我之经济事业亦能如常活动也。况我既行纸币，则财货必大流通，而工商必大发达，如是我出口之货必多于入口货，而外货不能相敌，必有输其金银珠宝以为抵者。金银一物我既不以为钱币，只有作为器皿，或贮之外国，以供全国之借贷，而我为债主，以享其利子而已。此钱币革命之结果也。总之，一经此次革命之后，我之财政立可活动。”总之，由于实行纯粹的纸币改革，财政就会改观。

孙中山的钱币革命论，完全服务于他所提出的第二个非常之策也就是“谋不败之战略，以抗强邻，而保领土”。在这个对策里，他明确指出，“近世战斗之力，每以金钱为限，吾先既已行钱币之革命，则不受金钱之限制矣。而以四万万之人工物力，而供给千万之兵五年之饷，实绰绰有余也。”他认为使用纸币以后，原来军费不足的问题就自然得到了解决，不受金银有限性的限制。然而问题在于纸币的投放不是自然地引出物资和人力的提供。人工何以动员？物力何以增加？不是单纯依赖货币形态的改变，而是由生产的组织和人力的动员所决定。

“望我政府，我国民当仁不让，毅然以非常之方，应非常之变，先行钱币革命，而后定作战之计画。民国幸甚，全球幸甚。”他明确将“钱币革命论”单纯纸币的使用作为制定作战计划、抗击俄国侵略的重要前提，鲜明地体现出以纸币的发行和流通来支持军费和扩充财力的宗旨。

客观上，孙中山的“钱币革命论”在对内方面，具有统一货币的意图。在对外方面，有摆脱金银束缚，在货币上寻求自主的意图 [3]。然而，基于国际通货的特殊要求（金银的独占地位）和当时的国际货币环境（金本位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单就对外赔款的支付而言，他的纸币主张就难有实施的可能。

从货币理论而言，这篇通电体现了孙中山货物本位的思想 [4]，他主张纸币的价值在于充当“货物之代表”。从货币的发行和价值保证机制上来看，他有一些今天所谓现代货币理论（MMT）“税收驱动货币”的思想，但从民间市场渠道的纸币投放来看，他的纸币似乎只是“货物凭证”。金本位制时代近代西方银行体系的纸币与存款货币一起，构成信用货币的主要内容。货币除了满足既存商品的交易之外，利用货币供给的产出效应谋求经济增长是资本主义国家货币政策的重要内容。这些方面，在孙中山的这篇通电里，尚付阙如。他关于货币问题的更多思考，要待到在这之后他基于学习思考的宣传鼓动和建国方略的设计时，逐渐丰富和发展开来。

（二）货币观的透视和偏误

在“钱币革命论”之后，孙中山关于货币问题更为系统的思考，体现在 1917-1919 年《建国方略》第 2 章《以用钱为证》[5] 和 1922 年 1 月 22 日《在桂林学界欢迎会的演说》中。我们不宜将后面的文献看成其“钱币革命论”的理论基础，不然就会出现文本的时序错乱，影响我们对孙中山货币观的正确认识。

1. “日中为市”与货币起源论。孙中山将《建国方略》第 2 章《以用钱为证》作为“行易知难”的重要例证。关于货币产生的背景，他称，

“古人与野番所受之困难，常有如下所述之事者：即耕者有余粟，而欲得布，携之以就有余布者以求交易，无如有余布者，不欲得粟而欲得羊，则有余粟者困矣。有余布者，携其布以向牧者易羊，而有余羊者，不欲得布而欲得器，则有余布者又困矣。有余羊者，牵其羊以向工者求易器，而工者不欲得羊而欲得粟，则有余羊者又困矣。有余器者，携其器以向耕者求易粟，乃耕者不欲得器而欲得布，则有余器者亦困失。此四人者，各有所余，皆为其余三人中一人所需者，而以所需所有不相当，则四者皆受其困矣。”

由于古人没有交易机构，所以劳多而获少，文化不能进步。神农氏有鉴于此，“所以有教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也。有此日中为市之制，则交易之困难可以悉免矣。”在他看来，“日中为市”出现之后，“如上所述之四人者，可以同时赴市，集合一地，各出所余，以求所需，彼此转接错综交易，而各得其所矣。”从物物交换的物资品种匹配上，集合交易解决了“需求的双重耦合”困难。所以，孙中山在《以用钱为证》中 15 处提到“日中为市”，将“日中为市”看成“交易之机关”，在同一空间的同一时间实现物与物的交换；将“日中为市”看成“百货之中介”，是实现各种货物交换的媒介。[6]“日中为市”所支持的物物交换，以集合交换解决了双方个别交换因供求不对称引起的困难，但难以解决货物价值差异找补的问题。

“因为货物是由人工做成的，货物有长短、大小、轻重的不同，所费的人工便有多少的不同；要恰恰报酬那种人工的多少，因之货物的价值，便应该有多少的分别。当那个时候，各人‘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而货物的价值，有多有少，不能彼此恰恰相等，彼此来交易，必然生出许多争论，许多麻烦。……后来有个聪明人，发明钱的这个东西出来。就学术上的文话说，作百货的‘中准’；就浅近的俗话说，作‘交易’的‘媒介’。于是万难俱善，所有从前因为货物做成的时候，所费人工的多少不同，生出来的价值高低的分别，彼此交易不能恰恰报酬，满足各人的欲望，有无谓的纷争计算，种种困难，都可一扫而除之。”

“日中为市”的集合交易部分解决了物物交易中“需求的双重耦合”难题，而货币解决了仍然存在的价值差异问题，所以，孙中山将“日中为市”称为“金钱之先河”，是钱币产生之源。

2. 时代发展与货币形态的更替。孙中山将货币形态的演进与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相结合，指出不同货币形态是满足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时代需要。

“钱币未发生之前，可称为需要时代，盖当时之人，最大之欲望无过饱暖而已，此外无所求，亦不能求也。钱币既发生之后，可称为安适时代，盖此时人类之欲望始生，亦此时而人类始得有致安适之具也。自机器发明之后，可称为繁华时代，盖此时始有生产过剩，不患贫而患不均者，工业发达之国有汲汲推广市场输货于外之政策，而文明社会亦有以奢侈为利世之谬见矣。由此三时期之进化，可以知货物‘中准’之变迁也。故曰：需要时代以日中为市为金钱也；安适时代，以金钱为金钱也；繁华时代，以契券为金钱也。此三时代之交易‘中准’，各于其时皆能为人类造最大之幸福，非用之不可也。然同时又非绝不可用其他之制度也。……且未至繁华之时代，世界人类已有先之而用契券者矣，如唐之飞券、钞引，宋之交子、会子是也。但在今日，则非用契券，工商事业必不能活动也。而同时兼用金钱亦无不可也，不过不如用契券之便而利大耳。此又用钱者所当知也。（《建国方略》第177页）

孙中山将历史发展分为需要时代、安适时代和繁华时代三个时代。三个时代有相应的货币形式。社会发展到他所生活的工商业发达时期，货币形式转变为纸币形态。他从货币的历史发展为他的钱币革命论寻求依据。不过，经过数年的思考，较之 1912 年“钱币革命论”单一纯粹纸币论的主张，他提出“兼用金钱亦无不可也”，似有倒退的迹象。

3. 货币的本质和职能。他在《以用钱为证》中称，“古人有言：‘钱币者，所以易货物、通有无者也。’泰西之经济学家亦曰，‘钱币者亦货物之属，而具有二种重要功用：一能为百货交易之中介，二能为百货价格之标准者也。’作者统此两用，而名之曰‘中准’，故为一简明之定义曰：‘钱币者，百货之标准者。’”他将货币看成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

然而，货币不过是货物中的一种而已。如果某种货物要发挥货币的作用，必然融入商品的交易过程之中。“然则凡物适合于百货‘中准’者，皆可为钱币，而金钱亦不过货物中之一耳。何以今日独具此万能之作用也？曰：金钱本无能力，金钱之能力乃由货物之买卖而生也。倘无货物，则金钱等于泥沙矣。倘有货物，而无买卖之事，则金钱亦无力量矣。” 在实现交易的流通职能这个层面上，如果没有货物，货币便毫无意义，没有买卖活动，货币就无用武之地。他在《在桂林学界欢迎会的演说》中提出：

“就钱的外观情形和他的本质道理合起来说，钱可以说是一种筹码，用来记货物价值之数的。……简单的说，钱不过是货物的代表，所以钱不是万能的。……可以说是人工生货物，货物生金钱；……推求钱的来源，也应该有人工与货物两步的关系。我们现在只说钱，便是忘记了钱是代表货物的，货是代表人工的两步关系。……钱不过是用作交易货物的媒介，货又是人工的结果，货物价值的高低，又是报酬人工之多少的。所以把钱、货物、人工三项东西的能力比较起来，实在可说，货物的能力大过钱，人工的能力大过货物。”

货币如同筹码，是衡量价值的尺度（当然他没有将价值尺度与价格水平区分开来）。货币是货物的代表，而货物是人工做出来的。货币作为价值载体的根据在于货物的存在，充当货币的代表，而货物的源头在于人工。由此有人称，孙中山具有劳动价值论的货币观 [7]，实际上这是他寻求货币作为货物代表的源头的直观解读，我们看不到他吸纳马克思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决定价值的理论思考。在他看来，一个社会要关注的，首先是人工劳动力的调动，然后是货物产出的增加。一个社会单纯地追求货币，是误入歧途。这里关于货币的解说，是孙中山针对当时广西苦于缺钱提出的对策建议。

4. 纸币及其流通规律。关于纸币流通的必然性，孙中山在《以用钱为证》中称，“不知自日中为市之制兴，则自耕而食、自织而衣之兼业可以废；至金钱出，则日中为市之制可以废；至契券出，而金钱之用亦可以废矣。乃民国元年时，作者曾提议废金银，行钞券，以纾国困而振工商，而闻者哗然，以为必不可能之事。乃今次大战，世界各国多废金钱而行纸币，悉如作者七年前所主张之法。”他自信地指出，1912 年的“钱币革命论”正确地预测了一战后世界范围的货币纸币化趋势。

然而，纸币的价值保证，从古代中国和当时中外的表现来看，贬值的弊端是经常性的现象。“盖行之得其法，则纸币与金钱等耳。或曰元明两朝皆发行钞票，乃渐致民穷国困而卒至于亡者，美国南北战争之时，亦发行纸币，亦受纸币之害者，何也？曰：以其发之无度。”如果纸币在数量控制上得其法，适度合理，将与金钱相等。过度随意的纸币投放，尤其是以纸币发行攫取民间财富，是导致纸币贬值的根源。他痛心地指出：

“‘北京去年发不兑现之令，岂非废金钱行纸票乎？何以不见其效，而反生出市面恐慌，人民困苦也？’ 曰：‘北京政府之效人颦，而发不兑现之令也，只学人一半而违其半。夫人之不兑现，同时亦不收现也，而北京政府之不兑现，同时又收现，此非废金钱而行纸币，乃直以空头票而骗金钱耳’。此北京政府之所以失败也。……此英国不兑现之法也。而北京则政府自发之纸票亦不收，是何异自行宣告其破产乎？天下岂有不自信用之券，而能令他人信用之者乎？奸商市侩尚且不为此，而堂堂政府为之，其愚孰甚！此皆不知钱之为用之过也。世之能用钱而不知钱之为用者，古今中外，比比皆是。”

针对广西陆荣廷当局的纸币使用，他指出：

“就钱的外观说，现在广西人所用的，完全是商务印书馆印的纸，不是钱。……陆荣廷尚有八百万存在上海商务印书馆，预备运到广西来用。如果你们还要用他的纸，岂不是还要供奉陆荣廷？……现在广西人已经出了金钱的苦海，为什么不再超度一步，连纸的苦海也脱离去呢？……如果能打破钱的束缚，便可尽义务不要钱。若是不能打破，便要钱，便不能不多发纸币。现在广西的纸币，已经是多的了不得，如果还要再发，你们将来怎么负担得起？”

关于纸币，在孙中山看来，如其不能代表货物的时候，不如直接关注人工和货物。这实际上是他在对纸币和金银货币不加区别的情况下，鉴于纸币的贬值，无所适从，已经偏离货币形式选择的思路。

从货币总体观来看，货币形式的演进与时代变迁下交易模式和规模的变化关联。他关注货币的职能存在，而对于货币的本质缺乏深入的认识。将纸币与金银在职能存在上同等看待，误导他夸大了纸币因形式上体现出来的功用，忽略制度建构和整体国家治理原则的优化。这主要体现在他讨论货币问题时，对央行制度、银行信用货币创造的机理、本位制度和国家信用货币制度机制的忽视。

“由此观之，非综览人文之进化，详考财货之源流，不能知金钱之为用也。又非研究经济之学，详考工商历史、银行制度、币制沿革，不能知金钱之现状也。……世人只能用钱，而不能知钱者也。此足为‘行之非艰，知之惟艰’之一证也。”对于孙中山自身而言，“钱币革命论”所提倡的纯粹纸币制度，其合理的运行原理和制度机制，仍然是一个“知之惟艰”的难题。

03

立体比较中的位置及未来纸币的走向

传统中国纸币的使用历史，到今天已近千年。孙中山先生打起纯粹纸币使用的旗帜，作为先行者其影响具有特殊层面的意义。而从纸币使用的古今中外立体比较来看，我们可以更加明了其位置和意义。以此思路，下列问题似乎可以为我们接近真理提供帮助。

从中国的古今比较来看，北宋仁宗时期即开启的纸币使用历史，除了部分朝代在使用初始阶段作为区域货币时具有信用货币性质以外，在不到 30 年的时间之后，均逐渐转化为国家纸币，最后退出历史舞台，其中以纯粹的国家纸币“大明宝钞”的发行和使用最为典型。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纸币的发行和使用不是市场主体的创制和需要，而是由专制集权政府支配，直接服务于填补财政亏空的目标。那么，孙中山如何将纸币发行与中国既往的纸币区别开来？除了大机器生产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新的时代背景不同之外，支撑现代信用货币的制度建设和现代国家的塑造是问题的关键。孙中山先生离世前的中国社会仍然是革命尚未成功的现状，其期望的理想纸币制度便难以实现。1927 年以后，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在货币建设上，完全偏离了孙中山先生的期望。1935 年 11 月的法币改革，尽管初期发挥了货币供给的产出效应促成了经济增长。但是，自 1937 年 7 月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法币便沦为孙中山先生所称的“空头票”这种纯粹的国家纸币，造成严重的恶性通货平等，失去信用 [8]。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 1941 年 6 月国民政府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上，蒋介石称，“法币政策是什么？今日不妨明言之，就是我们国父主张的钱币革命。”

从国际货币发展来看，尽管孙中山先生离世前金本位制度处于衰退的转型时期，但到1930 年代才退出历史舞台 [9]，而货币的锚定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均没有脱离与黄金的联系。在 1944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尽管各国主权货币未必有特定的金属本位，然而总体上看与黄金的联系仍然存在。不过从形式上看，流通中再也见不到黄金的身影，纯粹纸币的时代到来了。从这个角度看，孙中山对于货币形式走向的前瞻性难能可贵。但是，这隐含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协调机制和各国内部央行制度的完备制度构建。

人民币从一开始就与黄金没有联系。长期以来，就其价值基础问题的认识，成为区分是否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依据。以刘光第教授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81 年第3 期的论文《论纸币和黄金的联系》为开端，在 1980 年代初引发了学术界对人民币价值基础的大争论 [10]。其中，李崇淮教授的“等分值”理论引人瞩目。在他看来，在黄金已不是货币商品的条件下，就一个社会来说，每一纸币单位所代表的价值就是商品总价值除以商品总价格得到的平均值，因而纸币单位实际上起着以自己的数量（包括支付手段和流通次数）把商品总价值加以“等分”的作用。纸币所代表的价值就是商品总价值的“等分值”，也就是代表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它以此作为价值尺度，来表现、衡量和实现商品的价值。如果在货币制度方面发生新变化，则可能逐步出现物价指数本位币制。而未来的国际货币一定将是以多种货币复合体来代替黄金 [11]。

叶世昌教授分析了 20 世纪自孙中山先生“钱币革命论”起的中国纸币理论的演进，而且主张纸币代表在流通中形成的、客观上存在的、没有货币商品实体的抽象价值 [12]。关于纸币的论述可以用多样化的方式，然而，其价值基础和信用并非依赖于其符号数字和自然形态，而是决定于一系列制度建构维持的纸币与实物资产的实质关系。至于从自然特征出发预测纸币的未来，我们已有初步的认识 [13]。纸币和现实存在的存款货币，以及正在走上货币舞台的央行法定数字货币，必将各自以自身的天然特色，在可预见的将来，多元并存，互补流通。

04

注释

[1] 《孙中山全集》（第 11 卷），中华书局，1986 年，第 264-273 页。

[2]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中华书局，1982 年，第 544-549 页。

[3] 有人称《通电》“没有把反对货币混乱和抵御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直截了当地提出来”，殊为奇怪，参见应家权 ：《“钱币革命论”评述》，《江淮论坛》，1984 年第 4 期。

[4] 钟祥财 ：《中国近代货币理论中的货物本位思想》，《上海经济研究》，1987 年第 5 期。

[5] 《孙中山全集》（第 6 卷），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69-179 页。

[6] 参见李天安 ：《试述孙中山的货币理论》，《山东大学学报》，1987 年经济论文专辑。

[7] 参见曹旭华 ：《孙中山货币理论述评》，《金融研究》，1986 年第 4 期。

[8] 参见张嘉璈著，于杰译：《通胀螺旋：中国货币经济全面崩溃的十年，1939-1949》，中信出版社，2018 年。

[9] 参见 [ 美 ] 巴里·艾肯格林著，范千千、韩琼译：《金色的羁绊：黄金本位与大萧条》，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年。

[10] 参见李崇淮编著 ：《论当前的货币形式问题》，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 年。

[11] 黄宪、刘锡良：《李崇淮金融思想学说概要》，见曾康霖等主编：《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第 1 卷（上册），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 年，第 425-426 页。

[12] 叶世昌 ：《简论 20 世纪中国纸币理论的演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2 期。

[13] 何平 ：《货币形态演进的中国经验与未来走向》，《金融评论》，2021 年第 1 期。

来源｜《中国钱币》

版面编辑｜刘嘉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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